《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教育强国纲要》）突出教材建设，将“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高质量教材”单列出来，作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首要战略任务的一项重大举措，并就教材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一变化凸显了教材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材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精心谋划教材事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扎实做好今后十年的教材工作，全力推进各级各类教育的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是新时期教育特别是教材战线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教材编研工作者需要深入钻研的首要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教育强国建设有许多支撑点，除了各级各类教育，还有一系列与教育相关的科技、人才、文化、国防等；既要有相当的规模、数量，更要有一定的能力、结构、质量、效益。各种内外因素协同作用，质和量都提升，才能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它们协调一致、相互补充、共同推动，构成一个系统的教育强国发展框架。其中，教材是国家事权、铸魂工程、育人载体，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是实现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这个问题也可从教材基本理论上找到依据，进而明确教材在教育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

（一）教材是教育过程的基本元素、教学的核心问题

人类远古的教育活动是口耳相传，传授的内容是人类积累的经验，由此便构成了“教育者—教育内容—受教育者”的教育结构。随着文字与学校的产生，人类有了用符号记载教育内容的方式和工具，于是，教师、教材、学生演变为教育的“三元素”，从而形成了“教师—教材—学生”这一教育活动起始的完整链条，其中的教材成为教育内容的载体。我国古代的“三百千千”、“四书五经”等，就是当时的主要教材内容。这些由汉字记载的启蒙读物和儒家经典，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智慧结晶与精神瑰宝，也是华夏文明虽历经沧桑却从未中断且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虽然现代教育已演进为一个复杂的庞大系统，但构成教育活动的“细胞”或基本元素并没有根本改变，教材作为教和学的中介和纽带的核心地位也没有被替代，后来逐渐增多的要素是为了使教育过程机制更加完善而已。对此，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öbel）曾把教师比作园丁，把儿童比作花木，把教材比作促使儿童生长的滋养料，形象地表明了教材的重要和不可或缺，以及教育过程“三元素”的密切关系。因此，一直以来，教育管理者或办学者认为，只要解决了师资、教材问题，教育教学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班级授课制得以盛行，与此相适应的以课堂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虽受诟病，但仍经久不衰并延续至今。学校教育的中心工作是教学，连接教学的主要纽带是教材，二者仍是现代学校的立身之本和“金科玉律”。这也是古今中外教育家都强调这些核心问题，并在此方面形成较为丰富的思想理论的缘由。

（二）教材是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教学的基本依据

教材是根据教育目标和课程要求编订的*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材料或教学用书。有多少学科就有多少教材，但一门学科的教材不是那门学科或科学著作的简化或缩写，而是适合学生学习的学科体系的重组和再现。教科书是书籍的一种，而且是非常特殊的书籍或文本，是专业教学使用的“教科用书”，因而长期以来，它与政治书籍、文件汇编特别是领袖文选都是被出版社加以特殊对待的。教材即教学材料、教学用书，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教学材料、教学用书，它是经过千锤百炼锻造出来的精品力作。东西是用来使用的，如食物是用来吃的，音乐是用来听的，书籍是用来读的，而教材则是用来教的、学的；用的东西要管用，吃的食物要可口，听的音乐要悦耳，读的书籍要有益，而用的教材则要便教利学。从古到今、自始至终，教材都是为教育特别是教学服务的。教材既是载体或媒介，又是内容或材料，体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具有工具性、内容性的“双重性”。可以说，为教学服务的“内容载体”或教学工具性是教材的本质特征，即教材存在的基本价值。正因如此，我们认为教材是课程教学的核心材料，是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的基本依据，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教材是教书育人、培育英才的主要载体和工具，对于落实教育方针、实现教育目标意义重大。中国近代教育家、出版家陆费逵曾说：“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这既是教科书为教育之“本”的第一次说法，也是对教材在教育中的意义的极高评价。

（三）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国之重器”

教材的重要性并不只在于其问题本身，还在于其承载的内容和蕴含的思想关系教育后代、培养接班人的大问题。除教材外，作为“内容载体”来传递信息的工具或媒介还有书籍、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但由于教材在学校课程教学中使用、在青少年儿童中传播，教育或育人的特点使教材特别是教科书变得与众不同，并为国家、社会和人民所特别看重。教材不仅是传授科学知识的载体，也是传承社会文化的媒介，还是承载国家意志的工具。教材既有其自身发展的特点和逻辑，又受到教育目的、培养目标、学校制度、教学计划、课程标准的规制，还与一定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文化传统、民族特性等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现代社会人人都上学读书，人人都使用课本，教材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已波及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每一个人，并呈现出多维度和多重性。除上述教育教学意义外，从社会文化层面看，教材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媒介，也是传播人类文明和世界遗产精华的有效渠道，对于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灵魂、命脉和坚定文化自信至关重要。从国家政治层面看，教材是国家事权、铸魂工程和育人载体，关乎意识形态、价值导向与长治久安，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的重要依托，理应成为提升国民素质、增强国家认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项战略性基础工程。

国防、外交、司法、教育都是国家主权的主要象征和重要领域，将教材作为国家权利是教育作为国家事权的应有之义，也是教材在教育乃至国家中地位和作用的*高显现。《教育强国纲要》提出“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再次说明教材建设是事关国家治理和全局发展的战略任务，意味着教材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工作。由此可见，教材不是普通载体和一般工具，而是作为国家公器的教育的“利器”，更是“国之重器”，就像氢弹、航天器等一样，是国家实力的直接体现，是至关重要的教育核心资源，其力量和作用绝不可小觑。“尺寸教材，悠悠国事”；“尺寸课本，国之大者”；“教育大计，教材为基”；等等，都是当下对教材重大意义的形象概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教材建设应一马当先，责无旁贷。《教育强国纲要》将打造“高质量教材”作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一项重大举措，并作为*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支撑，切合教材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既是教材本身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的客观反映，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所谓“高质量教材”，指的是《教育强国纲要》提到的“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原创教材”、“科学教材”、“*教材”、“一流教材”，也就是经过千锤百炼锻造出来的思想性、科学性和适切性有机结合的“精品教材”。建设高质量教材体系，就是要“打造自主教材体系”，成为教材强国，包括各级教材、各类教材、各学科教材、各形态教材以及教材各行业体系。

一是建立扎根中国大地、适应未来要求的课程体系和学科教材体系。可以说，有多少学科就有多少教材，有多少学科科目就有多少学科科目的教材。这些教材既要达到思想性、科学性、适切性的一般性要求，各科教材又要分别解决其特殊性问题。其中，要紧的是“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加快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并且“开好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系统完善中小学思政课课程标准，整体提升设计高校思政课课程方案，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等等。

二是按照《教育强国纲要》要求，“深入总结新时代伟大实践，推出‘中国系列’原创教材，打造自主教材体系。开发一批基础教育科学教材，打造一批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一批本科和研究生一流核心教材，遴选引进一批理工农医学科前沿*教材”。保障冷门绝学、特殊教育等薄弱领域的教材建设，从而形成各级各类教育齐全完备的精品教材体系。

三是建立教材行业各个环节的工作体系及其制度体系、保障体系，主要包括教材的管理、编辑、审核、出版、印制、发行、选用、使用、评价、研究等。要善用“十个指头弹钢琴”。管理是龙头，要“完善教材管理体制，健全国家、地方、学校、出版单位分级分类负责机制。完善教材建设相关表彰奖励制度。规范教辅材料和课外读物管理”。

四是建立教科书或课本及其配套的教学参考书，教辅，教学工具书（图册、练习册、字典等），音像和数字教材体系。这对于中小学教育至关重要。其中，“加快推进教材数字化转型”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

五是要紧扣核心素养目标，建立学段衔接、层次递进的纵向基础体系，学科间横向配合的教材体系及类别交叉、类型多样的融通性教材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的教材建设路径和策略为我国后续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提供了经验参考和工作遵循。首先，党的领导和国家重视是教材事业快速和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必须“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把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基本要求体现于教材工作和教材内容之中。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教材建设的经济基础。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必须坚持教材的公益属性，构筑起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统编与非统编教材体系，管理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层分类指导和施策。再次，提高教材的质量和水平是教材建设的核心任务。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要紧紧抓住这个“生命线”，集中力量和智慧编制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各级各类教材，尤其是新时代中小学统编教材和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教材。此外，做好教材的出版发行工作是教材政策顺利实施的基本条件，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需要出版发行单位密切配合、通力协作，也要适当引入竞争机制深化改革。

为服务我国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把教材工作列为一项专业，把教材研究当作一门学问，推进我国教材专业化、科学化进程，是当务之急，也是长久之计。确保教材不出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教材工作者特别是编审者要不断提升专业素养，特别是在研究上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看得见、看得清错误或疏漏之处。反之亦然。

（一）教材建设是一个专业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专业的事情需要由专门的机构特别是专业的人来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适应国家统一教材制度的政策，国家组建了中央教材编审委员会与专门的教材管理和编写出版机构，多次从全国遴选专家学者，集中精力从事教材编研工作，研发了多套中小学通用教材。这些专业学者投入毕生精力编写教材、研磨教材，为教材事业奉献终身。这一做法成效显著，其中的经验值得进一步推广。在新时期，党和国家对教材工作予以高度重视，不断强化教材组织、机构和制度建设，教材各项事业发展方兴未艾、舞台广阔，特别是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对教材机构和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流的教材要由一流的人才来编写，尤其是高水平、权威性、国家级的基础教育统编教材和大学“马工程”教材，非得由一大批专业化的教材机构与一流学科专家、编写者来完成不可。早在清末之时，严复就说：“*浅之教科书法（指小学教材——笔者注），必得*深其学者为之。”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批示道：“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

教材编写是教材建设的关键环节和前沿阵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决定了其对专业化、职业化程度有着极高要求。教材有其特定的目的、对象和依据，编好教材既要遵循一系列共性要求，如理论与实际、知识与经验、传统与当代、材料与观点、广度与深度，以及学科学段的分工和联系等，又要解决各科教材的一些个性问题。叶圣陶曾对此进行形象地比喻：“编写教科书，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吸取百花精华，酿出蜜来，我们要吸收有关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写成教科书。”正因如此，中小学教材界历来强调教材编写者的资格认定和行业准入制度，要求应当兼备政治水平、学科专业、教学经验、文字功底和研究能力的“核心素养”或“关键能力”，以及组建由学科专家、专职编辑和一线名师构成的“三结合”的教材编写专兼职队伍。

因此，建议把教材机构和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摆在重要议事日程，通过专门制定教材建设和管理法规条例，明确教材学科和专业，加强相关人才培养和培训，制定教材行规和标准，建立教材编审专家库和文献信息库，实行教材监测评价和奖励政策，组织教材会战选拔人才，拓展国家和地方教材研发基地，认定教材也是学术著作和科研成果，甚至规定被选用教材的编写者坚守教材岗位等举措，吸引优秀的学科专家学者参与教材的编写、修订和审查，并逐步形成教材专业化机构和队伍、专业化认证和标准、专业化制度和管理的工作格局。要着力按照政治立场坚定、学术造诣精深、实践经验丰富等标准，打造适应教育强国建设需要的各学科高素质、专业化、职业化的教材队伍，为加快构筑高质量教材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二）教材研究是一门学问

科学的教育离不开教育科学，同样地，高质量的教材也需要教材学作支撑。《教育强国纲要》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求“实施一流学科培优行动，推动学科融合发展，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支持濒危学科和冷门学科”。教材是一个专业，也是一门学问，专业的事情还需要有专门的人来研究，不能仅凭经验办事，更不能拍脑袋决策，必须重视教材科学研究工作，努力创建教材学科体系，为构建高质量教材体系提供科学保障。教材建设急需教材论或教材学提供科学支撑，可从教材历史研究中获得经验，从教材政策研究中汲取营养，从教材比较研究中学习借鉴，从教材理论研究中找到依据，从学科教材研究中加深认识，从教材实验或试验中得到启示，从而不断推进教材改革创新。

过去并非没有教材研究，百年新式教材的发展也伴随着诸多对教材问题的探索，只是没有自觉地将其当作一门学问或学科来研究。以往也有学科教材教法、课程论、教学论或课程与教学论，但由于种种原因，不是被边缘化，就是没有将重点放在教材研究上，所以教材论发展比较迟缓，科学的研究和理性的观点比较薄弱，致使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回答不上来。要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专门研究教材的机构和人员不多，教材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不高，一般教材论和学科教材论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和完善的学问，关于各级各类教材和教材工作各个环节的研究，都没有形成系统的学理和完整的逻辑体系，为教材科学决策提供支撑的研究成果明显不足。这与我国当下教材事业快速发展的好势头不相适应，与构建高质量教材体系、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为此，应从以下五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创建教材学科，形成课程论、教学论、教材论“三足鼎立”之势。曾经有过创建“教材论”或“教材学”的提议，但因事业不强、时机不适而未果。教材论以教材为研究对象，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很强的新兴学科，基于教育学特别是课程与教学论，会大量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科学性、新闻传播学及编辑出版学等。

第二，发展学科教材论，丰富学科教育学或学科课程与教学论。以往的学科教材教法专业方向对学科教材研究贡献很大，所以在20世纪末就有“学科教材论”或“学科教材学”（如“历史教材学”等）的论著。要鼓励学科专家、教育学者，特别是学科教育、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以及学科教材编审者、教材研究基地人员，乃至学科教师、教研员等积极参与和持续从事学科教材的理论、历史、方法和问题研究。

第三，编研一体，教研统一，专兼职结合，拓展教材研究主体范围。教材编辑、大中小学教师、教育管理者乃至教育专业研究生，都是教材研究的重要力量。以教材编写者为例，既要研究政策和课程，又要研究学科和学科教材教法，还要研究学生及其心理，在此基础上编出来的教材才能保证质量。

第四，加强研究规划引领，进行有组织的教材研究工作。组建大团队，开展大协作，进行学科交叉、协同作战，利用现代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平台，强化基础研究以及基本理论、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既是当下高质量科研创新的新模式，也是高质量教材研究之路。

第五，重视教材实验或试验工作。“教育科学的生命在于教育实验”，以往许多课程教学实验，为学校教育改革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教材研究也不例外，需要实验不断推动创新。按理说，所有新教材都应经实验验证过，并通过“试教试用”这一关。实现中小学教材“使用一套、实验一套、研发一套”，既是教材编研良性循环的理想状态，也是不断提高教材质量的必由之路。

本文转自公众号《教育研究微刊》2025年7月10日发布文章，作者郭戈，系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理事长。